服装设计师成长：从现象到系统
2016/06/01
北京中粮广场的设计师品牌“自传”店面60多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就要4万多人民币。以平均每件衣服几百元左右的价格，刘众和秦刚竟然让自己的这家店生存了两年半，除去各种成本，还能有不少盈余。
但在刘众看来，凭借着自己的眼光和能力，目前的模式虽然能赚钱，但只是个过渡阶段。作为服装设计专业的硕士生，他也在不少知名品牌工作过，从事服装设计已将近十年，最艰苦的时候都过去了，就是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原创品牌。
“如果全部是自己设计生产，量不大的话，单件成本相当高。”刘众目前的困惑很多，“在渠道、打板、样衣、资金等很多环节上，单个的设计师其实很难拓展。”在他看来，这同样是目前很多新设计师面临的困境。香港的时尚撰稿人Dora Chan去年为德国的出版机构daab撰写一本名为《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的书时，最终把选择中国设计师的年龄段提高到了40岁，最后入选的是邱吴、何艳、马可和王一扬。而在西方，一个设计师在30岁时就可能会很优秀。问题就在于，目前中国设计师成长的生态系统远未成熟。
不确定的现象
“他们不像意大利设计师那么戏剧化，也不像日本设计师那么有结构感。中国的新生力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作品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视觉冲击力的结合。中国的时装正在成为时尚业的又一个标杆。这里积蓄了强大的能量。”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罗瑞恩•嘉斯蒂关注中国新的设计力量已久，她刚刚写完新书《设计中国》，对中国的新锐设计师感慨良多。
3月15日，在伦敦V&A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设计展上，马可、王一扬、张达、陆琨、何艳等国内设计师的作品荣幸被选入。几年来，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中国设计师似乎正在形成一股新生力量，马可、谢峰、邹游、王一扬……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设计”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名单上依旧还是那几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设计师已经和正在成为一种具有谈资意义的“话题”和“现象”，而在这种“话题”和“现象”之后，似乎并未出现成熟的生态系统来进一步促进这些设计师在上下游的资源链条中进一步拥有对话的空间，以及促进新生设计师的良性成长。
刘众刚刚从上海归来，他很羡慕长乐路上的那些设计师小店：“上海有很好的消费氛围，街道都很小，有逛街的乐趣，人们在大百货之外并不排斥这些店面，所以他们的单价就能高一些。”他发现，有的设计师小店中春夏单品竟然能卖到2000元。这对设计师的成长很有利。这条路上的Even Pen–niless店在2006年开张，由于盈利状况良好，已经扩大了工作室，有了十几个人的规模。
现在，长乐路和邻近的进贤路早就成为人们关注中国新锐设计师的新地标。在这里，One by One、Even Penniless、Jade Tang、何艳等上海设计师品牌的店铺和工作室甚至成为一些学生的圣地。在很多店中，并非存在单一的设计师品牌，而是很多设计师的作品在这里寄卖。
在各地时装周评价机制不完善、主流百货业买手机制匮乏的今天，这种街区式的无意识聚集效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设计师的生存环境。“我们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是从百货商店开始，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个性的、细分的市场已经出现了。”设计师王一扬说。
不过，据刘众观察，在租金、抄袭、聚集者盲目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下，“这里的生态也已经饱和，现在只是一个平衡点或极限点。”在这里，一个新的设计师品牌可能很快就会死掉，就连已经站稳脚跟的0ne by one也感到前途难料：“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店主翘翘说。
而很多将产品放在长乐路一些店里代卖的设计师也经常被骗。“一个月之后，我发现店关门了，店主也找不到了。我的心血就这么蒸发了。”设计师高阳说。
其实，一个长乐路，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仅仅靠这种无意识的聚集，全国即使再多出几个类似的“地标”，也难以为设计师提供更为综合性的成长平台。
塑造新系统
在上海尚街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个主打创意、时尚和新锐设计师品牌概念的商业项目让很多设计师曾经激动过一阵子，纷纷入驻。何艳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这里的客流量却让她很不爽。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尚街在管理、宣传等服务上不到位的结果。而在更为专业的人眼中，尚街只是在主流百货业外提供了一种定位不同的渠道平台，而不是更为专业化和体贴性的资源整合服务。而这种服务系统，可能是中国的新锐设计师在塑造自身潜能的过程中，最缺乏的部分。当他们以一个个体的身份与整个产业链对话的时候，其困惑和艰难可想而知。
而另一方面，这种束缚设计师成长服务系统的缺乏，或许也正是一些企业的掘金空间。几个月之前，记者所熟悉的一家地产起家的企业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筹划。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想从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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