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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企业新动态，刷新行业新认知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的时候，小陈还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屡见不鲜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以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忽然看到了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20%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
政府变换姿势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这一次总是走运的温州并没能独善其身。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7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好几月时间，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6月4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6月5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的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大会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20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法人》记者，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哪个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何以失去创业精神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爱财如命的传统曾经为温州私营部门和创业精神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温州这个海边小镇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是，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面前这场不知会持续多久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温州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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