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日子难过”的叹声中，出口企业究竟是怎样一种处境?本报记者逐一走访了广州的制鞋、服装、造船、汽车等行业，调查发现:对于出口型企业而言，它们承受着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多重成本压力，却很难提高产品出厂价，为了获得生存空间，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减少市场出口量来保持仅剩的利润。关闭?搬迁?还是转型?成为了大大小小出口型企业的普遍思量。而受此影响，大量依附在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周边的乡村餐饮、出租经济开始减少，日渐冷清。
制鞋业
多重成本高涨出口面临萎缩
汽车从广州南沙港快速拐入番禺区榄核镇内的广珠东线，沿途10多公里经过平稳、九比、沙角、雁沙村，工厂以往生产的景象不再，公路两旁的厂房大门空置或紧锁大门，偶尔进出厂房的几个工人，让闲置的厂房显得更为冷清。
再前行10多分钟车程，就是广州最大制鞋厂———创信鞋业。“创信的利润在不断受挤压，大部分鞋厂的承受力达到了临界点。”吴振昌———这位如今仍拥有16000多名员工的台商老板，坦言压力前所未有。
吴振昌为笔者算了一笔利润持续减少的账:今年与去年相比，人民币升值累计约6%，这对业务用美元交易的企业来说，是直接的成本上涨；电费涨了10%左右；工人工资年薪增加了10%，工人社保基准提高了10%。这些比例折算成具体的数字，相当于企业利润的近半。
大企业由于自有资金多，可以内部吸收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因此，与广州大多数传统的制鞋、服装企业相比，创信的情况相对较好。然而，在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大量“三来一补”、传统中小型出口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由于需要应付土地、房租、劳动力等不断增长的庞大开支，处境已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企业成本大幅上涨还要承受成本难以转嫁的现实。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更为低廉加工成本地的出现，企业一旦上调产品出厂价，就会遭到采购商选择其他而带来的出口量萎缩。
广州生基鞋业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鞋厂，其总经理杨军生坦言，为了应对原料涨价和各种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售价的方式来应对，但提价之后却面临着市场萎缩。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市进出口总额增长双双减速。其中出口增速回落8.1个百分点。
利润空间和出口市场的两头挤压，给大量出口型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受挫。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广州第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打破了连续六个季度两大综合指数同是高度景气的态势。
服装业
创品牌:企业的“最后一博”
高压之下的企业并不想迁出珠三角这个市场腹地。“政府不鼓励这个产业，但我们在环保升级。”像吴振昌这样有实力的外资型出口企业老板更愿意选择升级而留在本地，一些无法承受技改或环保的小企业则想着能多坚持就多坚持几天，杨军生说他就是这么想的。
和吴振昌、杨军生想法不同的是，另一类“三来一补”、传统型出口企业，他们希望能够借助过去的资金和技术积累，用两三年时间去创出自己企业产品的品牌。民营企业、广州文华羽绒副总经理林夏南说，公司今年会用几乎全部的利润投入到自有品牌的建设。“这是最大的一次‘试验’，也是在服装行业的最后一博。”
广州文华羽绒制品厂是目前广东省规模最大的羽绒
生产企业，其产品70%出口，世界知名品牌“三SPRIT”、“converse”等品牌的羽绒服主要由其贴牌生产。
7月31日下午，匆匆赶来接受采访的林夏南告诉记者，之所以推迟上午的采访是因为公司正赶着出台新的员工薪酬，为了能够稳住更多员工，公司决定在本月发工资之前再为一线员工提薪10%。
公司人员流动大，提薪的主要目的是“留人”。林夏南说，“文华羽绒去年每个月员工流失量约3%，而今年这个比例上涨到了5%—6%。去年员工最多时有3000多人，今年只剩下2000多人。林夏南说这次已经是公司今年第三次为员工提薪，如今，厂里一线员工最高月薪达1900元。
面对劳动力缺乏、人民币升值一系列问题造成的压力，林夏南做了一个推算，今年文华羽绒的营业额相比去年，起码要下降20%。去年公司的营业额为3亿多人民币。今年他们的目标是“不亏本”。
林夏南“不亏本”的算盘隐含了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想法。“现在周边的服装厂都在关闭或迁移，我们的贴牌不是长久之计。”林夏南说，今年的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公司要捱过这道坎，必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不然就考虑转做旅游项目。
文华羽绒新的利润空间目标市场是做自有品牌。“文华羽绒从1999年开始发展自有品牌，但我们以前对自有品牌的忽视太多，等到真正吃不消了，才警醒自有品牌的重要性。”林夏南说，由他们完全贴牌生产的一件Maxmara羽绒服在市场上售价2万多元一件，而从文华出厂只要两三百元一件。这种“自有品牌”和“贴牌生产”间的差价就是自有品牌争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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